驱车前往高明区明城镇明阳村委会濠基村，沿途稻田随风起伏，几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遮阴着古朴厚重的植棠庐。这个看似简朴的民居，承载了一位革命先驱的红色故事。
谭植棠是中共广东党组织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与同乡谭平山、谭天度被世人誉为“革命三谭”。谭植棠走上革命道路，在北大“熔炉”历练后就将革命之火传递至广东。他一生勤俭，两袖清风，逝世后仅留下破旧的绒衣和几件文书，成为谭氏后辈流传的佳话。
谭植棠后人为纪念谭植棠而建的植棠庐。佛山日报记者洪海摄
办报启民智 参与创建党组织
植棠庐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谭植棠之子谭汉威为纪念父亲而建，门匾上“植棠庐”三个大字是由谭天度亲笔题写的。“与周围的新建楼房相比，植棠庐朴素无华，没有翘角重檐。”熟悉濠基村村史的村民谭清说，正是这座普通的屋宇，走出了一位为祖国解放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革命先驱谭植棠。
谭清介绍，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乡绅谭超喜得长子嫡孙，谭家在当地属大户人家，有数百亩田地和一家米店。为了祈求孩子安定长寿，家人将其乳名取为“亚定”，这个孩子即为谭植棠。
幼年时，谭植棠喜爱读书，祖父要求他辍学做掌柜，谭植棠毅然拒绝。1917年，谭植棠考入北京大学。当时，跟他同住一间宿舍的有谭平山和陈公博。通过这两位同乡好友，谭植棠接触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 等进步书刊，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谭植棠与谭平山一起参加活动。同年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谭植棠负责学生联合会的宣传工作。当时，同学评价他“性格沉稳，宣传鼓动能力极强”。
1920年7月，谭植棠从北大毕业回到广州，与谭平山等创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不久后，谭植棠被聘为国立广东法政学校教员。为唤醒广大民众，他和谭平山等人集资创办了《广东群报》。1921年春，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共一大后，中共广东支部正式成立，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建议下，他们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在广州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谭植棠任第一、二、三届教员，第四届主任，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运动骨干。
1925年春，谭植棠与彭湃、阮啸仙等负责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工作。次年1月，谭植棠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据介绍，谭植棠在广东各界代表大会发表演讲时，遭到几个右派分子的捣乱，由于过度激动，他肺病复发，吐血昏迷。在博济医院醒来后，他向探病的战友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重返自己的战斗岗位”。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谭植棠扶病在家乡参加了谭天度、李守纯等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参与组织高明县一区青年抗日同志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和高明县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等抗日团体。
一身正气 保持党员勤俭本色
在儿子谭汉威的印象中，父亲谭植棠生活中一直保持共产党员的艰苦朴素本色。“他一生爱党爱国，爱岗爱民。”谭汉威说。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飞机轰炸明城，许多群众到大幕村避难。那时粮食极为匮乏，谭植棠设法把祖辈在大幕村存储的一万多公斤祖尝谷发放给群众和抗日自卫队。当时有人问谭植棠，为什么不把财产留给子孙。谭植棠意味深长地说:“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新中国成立后，谭植棠被派往肇庆担任西江行政专署工商科科长兼任贸易、粮食、百货三大公司经理。谭汉威说：“父亲经常外出办事，回来公司吃饭已经很晚。按照规定，他本可要求独立开小灶，但他没有那么做，只让食堂师傅从大灶留下一份饭加热给他。”
谭植棠从北大毕业回到广州途中也曾发生过一个小插曲。当时，他和陈公博等人从上海转道香港。在香港的那几天，陈公博把几个人的旅费花光。谭植棠对此很恼火。由于他负责管钱，只好向香港的亲戚借钱回家。路上，谭植棠批评陈公博摆阔浪费，“往后不是自己的钱不要随意乱花”。陈公博自知理亏，只好说，“定哥，等我以后有了钱还你们”。
后来，陈公博投靠汪精卫，在汪精卫任上海市长期间，曾邀请谭植棠并说，“你来上海吧，我还你半条街”，谭植棠对此嗤之以鼻，严正拒绝。
1952年6月，谭植棠在广州逝世，临终前留给儿女的遗产只有5件：一本自己装订的《毛泽东著作》、自传一份、私章一枚、旧绒衣一件和须刨一个。
“做人要有骨气，不要依赖别人的恩赐，依靠劳动得到物品叫按劳付酬。”谭汉威说，这是父亲生前最常说的一句话，虽然没有留下什么遗产，但他留给后人一笔精神财富，即自立自强、取财有道、靠自己的奋斗创造幸福生活。
文/佛山日报记者冯慧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