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定要修好枝，不然会影响来年茶叶的产量。”临近年底，李果清特别忙碌。
李果清是梅州市五华县棉洋镇绿水村村民，在2016年因残和因学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四年多来，在广州交投集团对口帮扶下，他种了20多亩茶叶，一年养殖四五批五黑鸡，现在家庭年收入超10万元，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走进梅州市梅县区丙村镇芦陵村，一眼望去绿意盎然，河岸边种植的花卉绿植迎风招展，柏油村道穿过全村，随处可见的墙绘扮靓整个村庄。在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村容村貌后，芦陵村还依托丰富的山水人文资源，走上了文旅产业发展道路。
从曾经的“脏乱差”到现在的美丽乡村，芦陵村只用了几年时间。芦陵村是全省2277个省定贫困村之一。自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变化的不仅仅是广东各个贫困村的人居环境，其内涵也更加丰富——农村产业更具发展潜力、村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等专家看来，广东推进全省2277个省定贫困村大变样，推动东西部扶贫协作各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探索走出了一条具有广东特色的解决相对贫困之路，为全国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广东方案”。
贫困户的新生活
161.5万相对贫困人口
全部达到脱贫标准
吴战辉是清远连州市丰阳镇朱岗村村民，四年前，他家住着土坯房，种着几亩薄田，农闲时打打工。他爱人患有精神病，两个小孩上学，母亲年老多病，日子过得艰难。
在驻村干部的帮扶下，今年，吴战辉一共种了65亩水稻，他算了一笔账：65亩水稻，亩产大约1200斤，预计收入超过8万元，加上帮人犁田、养鸭的收入，他一年收入超过16万元。“日子越来越好。”吴战辉脸上洋溢着笑容说。
生活过得越来越好的远不止吴战辉一家。据统计，截至目前，全省实施产业扶贫项目6.3万个，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9877名，带动贫困户62.8万人，年人均增收2476元。
2017年8月，省委、省政府决定以2277个省定贫困村为突破口，从最基础最薄弱的短板补起，推动创建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
如今，2277个省定贫困村正变得越来越美——行政村村庄规划、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完成率达100%，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理的行政村比例达99%以上，20户以上自然村雨污分流管网建设、污水处理覆盖率分别达到99.7%和93.1%……
在广东省民族宗教委帮扶的清远市秤架瑶族乡秤架村，驻村书记龚劲松亲眼目睹了贫困户黄小玉的变化。
黄小玉一家以前只能打散工，收入不稳定，生活负担较重。“刚接触时，他们话都不愿多说一句。”龚劲松介绍，驻村工作队通过产业带动，给黄小玉等人提供就业机会。随着收入的提升，心里有了底气，而且就业使得她接触的人越来越多，黄小玉越来越开朗，笑容常挂脸上。
广东通过实施“广东技工”“南粤家政”“粤菜师傅”三大工程，建成扶贫车间、扶贫工作坊1103个，开发公益性岗位1.78万个，帮助全省41万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其中就地就近就业22.9万人，人均就业增收1.8万元。
据初步统计，截至目前，2277个省定贫困村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达33.5万元，有劳动能力贫困户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5147元，省内现行标准下161.5万相对贫困人口和2277个省定贫困村全部达到脱贫出列标准。
“广东在这一轮扶贫中打造了以贫困村创建新农村示范村的‘广东特色’，探索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机制，成效比较突出，或将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继续实现引领。”汪三贵说。
经济大省的攻坚战
激荡政府与市场的力量
在英德市浛洸镇镇南村6000平方米的现代化蚕桑养殖基地，蚕宝宝在桑叶上进食，“沙沙”作响。
该基地是省丝绸纺织集团帮扶镇南村的项目之一。在它的带动下，截至2020年4月，镇南村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132户289人已全部脱贫。“走出了一条可持续的产业奔小康之路。”省丝绸纺织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变化的背后，是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的共同推动。
据统计，2016年以来，广东动员全省21个地市、1.8万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近6.5万名驻村干部，全省共向2277个省定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4454名，累计投入1600多亿元，实施产业扶贫项目6.3万个，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7875名，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依靠力量。
广东以区域对口帮扶的形式，组织珠三角地区6市帮扶粤东粤西粤北地区12个市1719个相对贫困村，派驻5597名驻村干部，投入130.94亿元，帮扶相对贫困户11.82万户、36.78万人。
青云山脚下的青云村，水泥路两边成片的扁豆田延绵千亩，在东莞市寮步镇的帮扶下，韶关市翁源县龙仙镇青云村的扁豆种植业发展得如火如荼，过去人们常见的“绿豆豆”现在变成了“金豆豆”，现代绿色农业初见成效，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青云村变美了，返乡的村民多了，村子也越来越热闹了。
作为经济大省，广东市场经济高度发达，拥有超千万市场主体，各类市场主体在竞相迸发强劲活力的同时，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投入脱贫攻坚这场战役中。
起降训练、田间飞行定位、飞机拆装……无人机科技企业大疆创新联合各地植保植检总站，举办植保无人机手培训班，通过免费培训资源的注入，为当地培训了一批技术过硬的贫困户飞手。
类似的企业帮扶故事，在广东大地不断上演。
据统计，十年来，广东首创的“6·30”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平台共吸引1000多家社会组织、近万家企业、100多万志愿者、2000多万爱心人士参与，累计募集社会资金超300亿元，对接帮扶4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瞄准粤港澳大湾区广阔的消费市场，广东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通过体系建设，形成生产、流通、销售全链条的消费扶贫模式。
市场的力量在这里激荡，激发了活力。省扶贫办的数据显示，近三年来，广东采购、销售中西部地区扶贫、带贫产品591亿元，其中今年前11月约352亿元。
在汪三贵看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盘活农村资源要素，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形成合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向贫困宣战，形成了全社会参与扶贫的强大合力，推动广东脱贫攻坚不断取得新成效，“新冠肺炎疫情不影响今年如期脱贫，广东‘两种动力’值得全国借鉴”。
“乡村精英”的回流
从“依附”城市到“吸附”城市
观天嶂山脚下，碧水潺潺的螺洞河穿山坳而过，一座座农家特色民宿错落山间。每逢冬末初春，汕尾市陆河县水唇镇螺洞村吸引着纷至沓来的游客。
旅游带旺了乡村，外出的村民陆续回来发展。在东莞从事机械加工的彭健宣今年59岁，本想回家退休，看到螺洞村旅游红火，便投入几十万元在老家建起了“山里人家”农庄。
开业一年多，生意火爆，彭健宣又扩展店面建起了村里最大的农家乐。为操持好生意，儿子和儿媳妇也陆续回村。
据不完全统计，到2020年，螺洞村吸引了超过150名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建起“农家乐”12家、民宿9间，特产店、农副产品销售、木偶剧场等业态遍地开花。
“外出‘乡村精英’出现趋势性人员回流。”同济大学国家现代化研究院调研组近期在广东十余个脱贫村调研后，如此总结这种现象。
随着脱贫攻坚即将迎来收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农村有了一定竞争力，不仅能够吸引外出的“乡村精英”回流，对外地资源也能产生吸引力。
这便是该调研发现的另一个现象：不少示范村出现了从“依附”城市向“吸附”城市的转变。
阳江阳春，一弯湍急的漠阳江水，冲出无数的深峡与溪谷，也凭借独特的地质环境造就了广东最大的桂花鱼苗育种地。
在阳春市山坪村，村里的田园综合体项目名声在外，项目总投资1158万元，引进广东新威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建设。
新威公司还给村里带来了先进的桂花鱼苗育种技术，并建立起了统一的品牌、饲养管理、疾病防疫体系和分销系统，免去种养殖户的后顾之忧。“阳春山区的水，能育出最好最肥的桂花鱼。”对于项目的未来，新威公司相关负责人信心满满。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并提出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以健全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为着力点，推动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也描绘了未来的规划，提出推动脱贫攻坚支持政策全面运用到乡村振兴领域，使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有机衔接、顺利过渡。
从“依附”城市向“吸附”城市的转变，各种要素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注入新的力量。
南方日报记者 黄鸿基 黄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