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对东亚文明观和西方思想家有何深度影响?

2021年04月06日 10:52 来源:中国新闻社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期间,来到武夷山九曲溪畔的朱熹园,了解朱熹生平及理学研究等情况。朱子学说由此再令世人关注。

资料图:朱熹园牌坊上写着“武夷精舍”。王东明 摄

  作为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朱熹被称为孔孟以来儒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创立的学说,被称为“朱子学”,是孔子儒学的发展,也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1999年,武夷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一项重要评定依据就是,它是朱子理学的“摇篮”。武夷山也留下了朱熹一生讲学、著书立说的许多足迹。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朱子学”曾经传播到东西方许多国家,对当地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可以说,它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学说。

  走向世界的“朱子学”

  “朱子学”这一术语,曾被认为由日本学者发明。但有中国学者用大量史籍证明,这一词语最早的出处,应当是南宋理宗时期(1241~1252),江西上饶郡守韩补在城门外旧尉司衙的门庭立柱上写的一副对联:“四海共宗朱子学,万山环绕紫阳祠”。元朝以后,“朱子学”成为儒者思想认同的符号。

  “朱子学”向海外传播,最早从中国的邻邦开始。

  南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来中国参禅学法的日本僧人俊艿携带中国书籍2103卷回国,其中就有不少朱熹著作。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朱子学”传入日本之始。

  但对于当时的日本学者来说,禅宗和神道是思想的主流,“朱子学”是因其有助于参禅,而被许多来中国学法的僧人们兼修。直到江户幕府时代,经过藤原惺窝(1561—1619)和他的弟子林罗山的努力,“朱子学”才摆脱了禅学,开始独立发展,此后还成为江户时期的官学。

  与日本相比,“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中国移民关系更大。南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朱熹的曾孙朱潜携子女和七位门人东渡,在高丽全罗道建书院讲学,成为朝鲜半岛“朱子学”传播的始祖。此后,“朱子学”逐渐被以佛教立国的高丽王朝统治者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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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游客了解朱熹生平事迹。王东明 摄

  继高丽王朝之后的李氏朝鲜,更是以“朱子学”为建国理念,“朱子学”也成为李氏朝鲜的官学。被称为“朝鲜之朱子”的李滉还创立了独具特色的退溪学。即便到今天,韩国也还有成均馆大学这个崇拜孔子和朱熹的最高学府,许多大学也都开设有儒学相关的课程。

  此外,“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也是从南宋理宗时期开始。后黎朝(1428~1789)时期,“朱子学”一度取得独尊地位,成为社会正统思想。

  与东亚相比,西方对“朱子学”的了解,要晚至16世纪。随着基督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西方人开始通过他们的媒介了解东方的儒学,“朱子学”也由此走入西方视野。

  有学者认为,以魁奈为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就受到朱熹思想的影响。据说,魁奈的一个弟子认为,魁奈在1758年出版的《经济表》就是继承朱熹思想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曾盛赞朱熹理学是“理想宗教”的楷模。

  “东亚普遍知识形态”

  尽管“朱子学”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回响,但其最初也最为集中的回响在东亚。可以说,在“朱子学”活跃的时代,它曾是东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它不是知识人摆在书斋里供奉的偶像,而是渗透到知识人日常生活中的实践。

  日本学者吾妻重二曾指出,朱熹学说之所以在东亚被广泛接受,与其核心主张——“理”有着很重要的关系。“理”是所有人生来都具备的东西(用朱熹的话说,“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由此所有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朱子学”也由此建构起一个谁都能学习、谁都能接受的结构。

  “朱子学”在东亚的广泛传播,也跟朱熹主张的教育体系——书院有很大关系。朱熹一生致力于书院教育,复兴白鹿洞书院,并为其撰写《白鹿洞书院学规》,被后来中国、朝鲜半岛以及日本许多书院院规所效仿。

  在朝鲜半岛,“朱子学”的传播和书院关系密切,有学者统计,朝鲜奉祀朱熹的书院有25所,占整个奉祀中国先贤的书院的43.8%。而在日本,面向庶民的乡学、寺子屋的大量出现,也是得益于“朱子学”的传播。

  “礼”是儒家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儒家思想实践层面的体现。朱熹一生十分注重整理传统儒家的礼学,最著名的就是后世流传的《朱子家礼》。

  在李氏朝鲜,士大夫们十分遵奉《朱子家礼》,门人受业以礼为先,仿照《朱子家礼》建家庙,遵行《朱子家礼》中有关通用礼仪(通礼)、成年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各种礼仪。而在日本,江户时代的许多儒者撰写了大量有关《朱子家礼》的著作,“冠婚丧祭”这个日语常用词就是来自《朱子家礼》;日本人祭祀祖先的牌位,其形制也源自这本书。

  可以说,在礼仪层面上,“朱子学”影响着那个时期东亚人生活的许多方面。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吾妻重二将朱子学称为“东亚普遍知识形态”,另一位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则将其成立称为“东亚世界史性事件”。

  东方文明与现代化

  尽管东亚各国对于“朱子学”的传承各有侧重,但都曾一度遵奉朱熹重新阐释过的儒家思想,将其渗透到教育、政治等各个领域,渗透到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

  “朱子学”所蕴涵的强调“格物致知”的理智精神,强调将天下万物的道理弄明白的“穷理”思想,强调人伦的伦理道德理念,强调“国以民为本”的民本政治思想,曾经对东亚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他整理的儒家礼制,也曾影响了东亚文明中不少人的日常生活形态。

  从这意义上可以说,“朱子学”在东亚的传播,曾经对东方文明独立发展的路径有巨大贡献。

  而在西方,“朱子学”也曾一度在启蒙时代大放异彩,启发了不少启蒙时代思想家。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德国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从21岁开始研究中国,他也是最早对朱熹思想要旨作出评论的德国学者。他认为中国文化、朱熹的自然哲学和人文哲学都充满着理性;自然是合乎理性的,社会也应是合乎理性的;尊崇理性,是中国哲学家特有的珍贵品格。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专门讨论了朱熹的科学思想。朱熹的思想主张“格物致知”,就是透彻地研究事物的规律从而获取知识。他认为,朱熹的理学对西方的自然科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肯定理与气的普遍的相互渗透,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他主张,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

  今天的中国正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与西方文明建立在300多年的殖民体系上的现代化不同,中国的现代化,以民族复兴为内涵。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民生活幸福安康,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都诠释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从这些理念中,我们可以看到“天人合一”“民为邦本”“大同”等中国传统思想的身影。而回顾中西文明交流史,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这些思想也曾经对西方思想家产生过很大影响。

  在前近代时期,东方文明借助儒学以及重新阐释儒学的“朱子学”,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而在对西方现代化来说十分关键的启蒙时代,“朱子学”也在哲学、政治学乃至自然科学方面给予西方思想家以启发。今天,对“朱子学”等中华传统文化新内涵的挖掘,是否将有助于今天的东方文明走出有别于西方的另一条道路呢?

(责任编辑:刘陈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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