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探社会治理新路 谋乡村振兴良策

来源:珠江时报 时间:2019-05-29 09:32

  乡村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也是发展战略的后翼。昨日,“第二届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研讨会——乡村治理”在南海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相关领导和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研究中心的专家齐聚一堂,就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推进乡村治理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专家精彩发言

  刘理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理晖:

  “六大转变”促流动人口融入

  社区是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的一个生活共同体,也是命运共同体。推动流动人口社区融合,需要党委政府的主导、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协同,以及流动人口群体的有效参与,三个方面相互推进。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建议把握六大方面的转变:

  转变理念:从“流动人口”到“新市民”。过去往往把流动人口当作一种资源消耗型人口,着力点放在管控上;未来,要把流动人口看作是一种资源成长型人口,就像南海的“新市民”,着力点要放在服务上面。

  准确统计:从现在的登记制度转变为大数据管理。不同的管理部门,尤其是垂直管理部门,要实现基础数据的互联互通,为公共服务提供科学的依据。

  统筹资源:从属地管理到区域统筹。涉及流动人口的政府服务机构,人员编制数量需根据人口转移的情况适当地进行区域统筹,以提高流动人口密集地区的公共服务能力。

  专业服务:要从“政府输血”变为“市场造血”。完善社会组织上中下游的生态链,形成上有基金会,中有平台,下有实物机构的社会组织生态体系。

  流程再造:从条块分割到系统集成。在体制上打破壁垒,赋予基层更多的行政架构和调整自主权。

  治理边界:在发展中不断优化。流动人口能够多大程度参与基层治理,是政府、社会和流动人口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结果,这里的“边界”既是社会融合问题的起点,也是终点,需要不断优化。

  “此次大会在农村综合改革先行地南海举行,意义深远而重大。”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洪盛表示,大会围绕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发展这个主题,探讨全国乡村治理创新发展,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秦虹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秦虹:

  因城施策建立四类住房供应体系

  住房问题是重要社会问题,也是民生问题。今天讨论的新时代住房制度改革,改什么?怎么改?我个人认为,用五句话概括:“房住不炒”的长期定位,“保障与市场,租售并举”的供应体系,“长效机制,因城施策”的调控思路,“中央定方向,城市负总则”的工作机制,“市场平稳,住有所居”的发展目标。

  “房住不炒”的长期定位,核心意思就是要强化住房的社会功能和民生功能,弱化经济功能,这是住房制度设计的顶层设计定位。

  供应体系是住房制度的核心,是解决大家预期稳定问题的关键。我认为就是保障四类房的供应体系:保障性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产权房、市场提供的租赁房,以及市场销售的商品房。这四类房构成的供应体系,在不同城市有不同比例,覆盖不同的人群。

  过去房地产调控更多是紧急性、应急性政策性调控,现在要建立长效机制。长效机制应由不同政策组合形成,每个城市要因城施策建立四类住房供应体系,通过住房发展规划来实施。

  建立“中央定方向,城市负总则”的工作机制。以后中央要通过信息体统建立房地产市场监测、评估、考核体系,考核城市政府,城市对房地产市场稳定、解决老百姓住房问题负总则。

  最终目标就是“市场平稳,住有所居”,稳低价、稳房价、稳预期,最终实现住有所居的发展目标。

  秦中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巡视员、研究员秦中春:

  乡村治理也要讲“可持续”

  治理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我认为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精神层面,包括精神倡导和教化作用;第二个是公共管理层面,要有管理主体处理纠纷,化解矛盾;第三个是公共服务层面,治理需要成本,所以公共服务也是多层次的。

  乡村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围绕治理有效构建良好稳定的社会秩序。2018年至2022年,乡村治理的目标,一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振兴的全面领导;二是促进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三是夯实基层政权;另外,健全乡村便民服务体系,也是乡村治理目标的重要内容。

  同时,也要正视乡村治理的约束条件和现实问题。把乡村治理好是有隐含假设条件的,要将乡村治理目标与村庄实际治理工作相结合;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发展变化大、难以持续的突出问题,要考虑安全稳定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否可持续;还要考虑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关系,以及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发展没有止境,但要保持治理格局稳定,就要同步思考哪些因素是长期不变、哪些因素要有所变化、哪些因素该有所调整。

 

  进入历史新方位社会治理面临新问题新挑战

  社会治理需要与时俱进,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做出相应的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乡村不断分化,我国城乡发展进入了历史新方位。”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巡视员、研究员秦中春看来,“新时代”历经四个时间维度,其中之一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人口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且这种变化有快有慢,由此,包括乡村治理在内的社会治理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

  以广东为例,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诸如土地问题、利益问题、村民自治问题等乡村治理短板也逐步暴露出来,是城乡发展二元结构问题最突出的地区之一。

  “特别是广东农村人口多、面广、范围大,广东有最富的村,也有最穷的村。”刘洪盛表示,广东的农村情况千变万化,社会结构复杂多样,主体多元、利益多元、观念多元等现象突出,为农村社会治理和农村社会发展带来压力和挑战,也对乡村治理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可以说,广东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面对新问题新挑战,广东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的乡村治理模式,并取得一定成效。如佛山南海探索政经分离、驻点直联制等经验,以及正探索党建引领共同缔造的模式;东莞探索发展集体经济、管理集体经济;清远探索三个重心下移、三个整合等模式……

  “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集聚期和突发期。社会治理需要与时俱进,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做出相应的创新,我们研究社会治理这一课题,任务之一就是要总结好各地社会治理经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李建伟表示,包括南海在内的发达地区目前面临的社会治理问题以及对症所开的“药方”,可为中西部地区社会治理提供参考借鉴。

  治理结构与时俱进推进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

  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差别化市民待遇,拓宽流动人口参与社会基层治理的渠道。

  “在城市化过程中,有的乡村长大了,有的变成了城市。”秦中春分析,在人口流入的地区,尤其是异地跨区域人口流入,甚至出现了流动人口超过户籍人口的现象。

  这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理晖的课题研究中得到了“印证”。“广东省流动人口地域分布相对集中,部分城市‘人口倒挂’明显,如佛山市南海区2017年的户籍人口数是141万人,而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却高达185万。”刘理晖介绍。

  对于佛山等珠三角地区一些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城市而言,大量流动人口融入带来了新的社会治理问题,相应地要改变现有的社会治理结构。

  刘理晖表示,推动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管理服务从传统的“二元结构”差别化对待向一体化融合发展,成为当前社会治理发展的主要趋势,包括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差别化市民待遇、拓宽流动人口参与社会基层治理的渠道等工作。

  比如,南海以及省内一些地区已经试点开展非户籍常住人口参与街道、村“两委”选举工作,扩大“两委”委员中的流动人口比例,“这为流动人口直接参与地方民主选举和政治生活提供了直接的渠道。”刘理晖说。

  加快非户籍人口融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保障住房稳定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现在住房不平衡还是非常突出,经济属性偏强,社会和民生属性偏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秦虹表示,“房住不炒”是非常重要的长期定位,要持续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秦虹建议推进“保障与市场,租售并举”的住房供应体系,包括保障性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产权房、市场提供的租赁房,以及市场销售的商品房,让这四类住房覆盖不同的人群,以解决预期稳定问题。

  目标虽一致乡村治理也要“个性化”

  要结合具体的乡村类型,以及乡村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维度,来考虑治理的顶层设计、结构设计、功能设计和目标。

  在当前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不断分化成集聚提升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等乡村类型,差异明显。“但不论乡村穷或富,围绕治理有效构建良好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乡村治理长久不变的目标。”秦中春说。

  要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秦中春开出的“良方”是“有效、聚焦、拓展、深化”这八个字。“有效”就是要有效解决问题,尤其是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公共问题,如扫黑除恶工作;“聚焦”则是指要运用现代经济学观念来开展治理工作,由于资源有限,要聚焦关键。“有些事要先干,有些事可以逐步干,首要的是聚焦秩序建设。”

  在做好基础性工作的基础上,乡村治理还可以往两个方向发展:拓展治理目标和深化治理目标。一方面,按照经济、社会、生态的链条逐步拓展乡村治理目标,这是横向拓展;另一方面,乡村治理基本框架不变,不断深化群众认识,巩固秩序建设,推动乡村治理向深处延伸。

  值得注意的是,秦中春还特别强调了乡村治理路径的“个性化”,“乡村治理的宗旨,是要结合具体的乡村类型,以及乡村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维度,来考虑治理的顶层设计、结构设计、功能设计和目标。”

  温故可知新。李建伟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伟进在对我国先秦时期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及其思想的历史演变进行研究时,提出了不少新观点。

  “我们梳理历史发现,社会治理的很多创新举措源于传统文化,要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须基于时代需要对我国传统治理思想资源进行批判性继承。”王伟进介绍,同时,包括乡村治理在内的社会治理涉及信息统计、费税征收、劳动动员、治安防治、社会教化、组织生产、社会保障等任务,需要统筹兼顾,协同推进。

  文/珠江时报记者柯凌娜 杨慧 通讯员李云 图/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

(责任编辑:关霭莹)